歷代鍾馗畫作:從吳道子到徐悲鴻的千年圖像傳承
藝術與圖像

歷代鍾馗畫作:從吳道子到徐悲鴻的千年圖像傳承

鍾馗畫是中國繪畫史上的獨特題材,自唐代吳道子開創鍾馗畫像以來,歷代畫家接力創作,形成了從驅邪神像到文人抒情的完整圖像譜系。從龔開的墨戲到陳洪綬的奇崛,從任伯年的雅俗共賞到徐悲鴻的革新,鍾馗畫見證了中國繪畫千年變遷。

鍾馗畫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題材。很少有哪個神靈形象,能夠在一千三百餘年間持續吸引畫家為之揮毫——從唐代的吳道子,到宋元之際的龔開,從明末的陳洪綬,到晚清的任伯年,再到近現代的徐悲鴻、齊白石、李可染,幾乎每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畫家都曾以鍾馗入畫。

鍾馗畫的生命力,根植於鍾馗形象本身的多重張力:他是神靈,卻有著凡人的悲劇命運;他面目醜陋,卻代表著正義與力量;他從驅邪鎮宅的宗教符號,逐步演變為文人藉以抒發胸中塊壘的藝術載體。一部鍾馗畫史,就是中國人物畫千年變遷的縮影。

一、鍾馗畫的起源:吳道子奉旨畫鍾馗

鍾馗畫的起點,與唐代畫聖吳道子的名字緊密相連。

據北宋沈括《夢溪筆談·補筆談》記載,唐玄宗在驪山講武後染瘧疾不癒,夢中見一大鬼捉食小鬼。大鬼自稱"鍾馗氏,即武舉不捷之士也",發誓為皇帝除盡天下妖孽。玄宗夢醒後瘧疾痊癒,遂召宮廷畫師吳道子,命其照夢境作畫。吳道子"恍若有睹,立筆圖訖",玄宗驚嘆畫中形象與夢境分毫不差。

吳道子(約685—758),河南禹州人,被後世尊為"百代畫聖"。他出身貧寒,早年為民間畫工,曾隨"草聖"張旭和詩人賀知章學習書法。開元年間被唐玄宗召入宮中,歷任供奉、內教博士。吳道子以佛道人物畫和壁畫聞名於世,據說曾在長安、洛陽兩地寺觀繪製壁畫多達三百餘堵。他的繪畫風格被概括為"吳帶當風"——筆下人物衣褶飄逸流動,線條遒勁瀟灑,與北齊曹仲達的"曹衣出水"形成對照。

吳道子筆下的鍾馗,雖然在唐代沒有可靠的真跡傳世,但從後世文獻記載和摹本中可以大致還原其面貌:虯髯滿面,怒目圓睜,身穿藍袍(唐代六品以下官員公服),一手捉鬼,一手作吞食之狀。這個形象奠定了此後一千多年鍾馗畫的基本範式——可以說,吳道子用一筆畫定了一個神的容貌。

戴進《鍾馗夜遊圖》,故宮博物院藏
戴進《鍾馗夜遊圖》,故宮博物院藏

唐代宮廷不僅有吳道子的鍾馗畫像,還形成了一項制度化實踐——歲末賜鍾馗畫像。唐玄宗朝宰相張說撰有《謝賜鍾馗及曆日表》,中唐詩人劉禹錫先後撰寫了《為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》和《為淮南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》,證明從玄宗到德宗,跨越近半個世紀,皇帝在新年將至時將鍾馗畫像連同新年曆日賜予大臣,已成為宮廷慣例。敦煌遺書中的《除夕鍾馗驅儺文》,則證實鍾馗信仰已從宮廷輻射至民間。

二、五代至宋:石恪的豪放與龔開的遺民情懷

五代至宋代,鍾馗畫逐漸從宮廷驅邪的實用功能,向文人抒情的藝術表現轉變。這一時期的兩位重要畫家——石恪與龔開,分別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鍾馗畫風。

石恪(活動於五代後蜀至北宋初期),字子專,成都人。他的畫風以豪放不羈著稱,善於用簡練的筆觸捕捉人物的怪誕神情。石恪所畫的鍾馗,被形容為"筆意縱逸,不專規矩",已經超越了宗教畫的功能性,帶有濃厚的文人墨戲意味。石恪被認為是將鍾馗畫從"神像"推向"藝術品"的先驅之一。

龔開(1222—約1307),字聖予,號翠巖,人稱"髯龔",江蘇淮陰人。他是宋末元初最重要的鍾馗畫家,也是將遺民情懷注入鍾馗畫的第一人。

龔開生當南宋末年,親歷了蒙古滅宋的劇變。他銳意建功立業卻不得志,南宋滅亡後隱居不仕,以賣畫為生。他的畫作成為宣洩對元朝統治憤懣的載體,而鍾馗題材尤為適合承載這種情感——一個含冤而死的鬼王,何嘗不是一個亡國遺民的化身?

龔開傳世的鍾馗畫作中,最重要的是《中山出遊圖》(1304年作,現藏美國華盛頓弗瑞爾美術館)和《鍾進士移居圖》(藏臺北故宮博物院)。《中山出遊圖》描繪鍾馗攜妹妹及眾鬼出遊的盛大場面,畫面中鬼卒們形態各異,或抬轎或執旗,鍾馗則端坐於隊伍之中,神情威嚴中帶著一絲落寞。龔開以積墨法層層乾擦,用淡墨渲染出肌膚的陰陽向背,線條圓渾凝重,中鋒寫筆,呈現出一種沉鬱蒼涼的格調。

這幅畫中的"出遊",不僅是神話敘事的場景,更是龔開內心世界的映射——一個不願仕元的宋遺民,在畫中讓鍾馗代他出遊,漫遊於他再也無法在現實中抵達的山河之間。

龔開《中山出遊圖》,弗瑞爾美術館藏
龔開《中山出遊圖》,弗瑞爾美術館藏

三、元明之際:陳洪綬的奇崛變形

陳洪綬《鍾馗》
陳洪綬《鍾馗》

明代鍾馗畫的高峰,出現在明末清初的陳洪綬筆下。

陳洪綬(1598—1652),字章侯,號老蓮、悔遲等,浙江諸暨人,是明末最具個性的人物畫家。他自幼才華橫溢,傳說四歲時便在粉牆上畫了八九尺高的關羽像,令岳父頂禮膜拜。他曾隨畫家藍瑛學畫,藍瑛驚嘆道:"使斯人畫成,道子、子昂均當北面,吾輩尚敢措一筆乎!"

陳洪綬的人物畫以"奇怪近於理"著稱。他筆下的人物形象經過大膽的誇張變形——頭大身小,面容古怪,衣紋方硬——卻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內在神韻。當時人評價他的畫風演變:"少而妙,壯則神,老而化。"

陳洪綬畫過多幅鍾馗題材作品。他筆下的鍾馗延續其一貫的變形風格:頭部碩大,五官誇張,身軀短小而氣勢逼人,衣紋用筆剛勁如鐵線。這種造型看似怪誕,實則是對鍾馗"以醜為美"精神的極致推演——鍾馗本就因貌醜而落第自殺,陳洪綬有意識地強化了這種醜怪,使之昇華為一種對抗世俗審美秩序的藝術宣言。

陳洪綬畫鍾馗,還有更深層的情感投射。明亡之後,他不願剃髮易服,一度落髮為僧,改號"悔遲",自云"豈能為僧,藉僧活命而已"。一個才華橫溢卻不被世道所容的畫家,在畫鍾馗時,某種程度上是在畫自己——那個同樣才華出眾、同樣因"外貌"而被體制拒絕的悲劇英雄。

陳洪綬的鍾馗畫對後世影響深遠。清代張庚在《國朝畫徵錄》中評價他的畫風"力量宏深,襟度高遠",而晚清海上畫派的任伯年,正是從陳洪綬的繪畫傳統中汲取了養分。

四、清代:任伯年的雅俗共賞與海上畫派

清代是鍾馗畫創作最為繁盛的時期之一。金農、羅聘、黃慎、華嵒等"揚州八怪"畫家都曾畫過鍾馗,而任伯年則將鍾馗畫推向了雅俗共賞的新高度。

金農(1687—1763),號冬心,揚州八怪之首。他的鍾馗畫用筆古樸稚拙,不拘成法,帶有濃厚的文人趣味。金農畫鍾馗往往配以長題,或感嘆世道,或調侃鬼神,將鍾馗從威嚴的神靈還原為一個有趣的老友形象。

任伯年(1840—1895),名頤,字伯年,浙江紹興人,海上畫派的領軍人物。他自幼受民間版畫影響,後師從任熊、任薰,又學習陳洪綬的畫風,同時吸收西洋素描和速寫技法,形成了工寫兼能、設色明麗的獨特面貌。

任伯年一生畫過大量鍾馗題材作品,其中1882年所作的《鍾進士圖》(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)是代表作之一。他筆下的鍾馗不同於龔開的沉鬱蒼涼,也不同於陳洪綬的奇崛變形——任伯年的鍾馗更加世俗化、人性化,衣紋流暢飄逸,設色濃淡相宜,面部表情既有威猛之氣,又不失一分溫情。這種處理方式使鍾馗畫走出了文人的書齋,走向了更廣闊的市場和受眾。

海上畫派的鍾馗畫與上海這座新興商業城市的文化生態密切相關。任伯年長期在上海以賣畫為生,他的作品需要兼顧文人的審美要求和市民的欣賞趣味。鍾馗題材恰好滿足了這兩重需求——對文人而言,鍾馗是抒發不平之氣的載體;對市民而言,鍾馗是驅邪納福的吉祥符號。任伯年以其高超的技藝,將這兩種功能完美地融合在同一幅畫作之中。

任伯年《鍾馗圖》
任伯年《鍾馗圖》
清·任頤《鍾馗》軸(大都會博物館藏)
清·任頤《鍾馗》軸(大都會博物館藏)

任伯年《鍾馗圖》

任伯年《鍾馗圖》

清·任頤《鍾馗》軸(大都會博物館藏)

清·任頤《鍾馗》軸(大都會博物館藏)

閔貞《鍾馗》,18世紀,私人收藏

閔貞《鍾馗》,18世紀,私人收藏

方薰《鍾馗像軸》

方薰《鍾馗像軸》

五、近現代:徐悲鴻、齊白石與李可染的革新

二十世紀的中國繪畫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,鍾馗畫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徐悲鴻(1895—1953)是將西方寫實主義融入中國畫的先驅。他早年留學法國,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和素描,回國後致力於以西方寫實技法改革傳統人物畫。徐悲鴻畫鍾馗,一改前人變形誇張的路數,以嚴謹的人體解剖結構為基礎,賦予鍾馗以真實的肌肉感和體積感。他筆下的鍾馗不再是縹緲的鬼王,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壯漢。這種處理方式與徐悲鴻"改良中國畫"的藝術主張一脈相承——在他看來,傳統人物畫最大的弊病就是不講比例、不重結構,而鍾馗畫恰恰是最好的改革試驗場。

齊白石(1864—1957)畫鍾馗則走了另一條路。他以大寫意花鳥畫聞名,畫鍾馗時同樣運用了其標誌性的簡練筆法和濃烈墨色。齊白石的鍾馗往往寥寥數筆便形神兼備,尤其注重面部表情的刻畫——一雙怒目,一撇虯髯,便足以傳達鍾馗的威猛與正義。齊白石還常在鍾馗畫上題詩,以幽默詼諧的口吻調侃世態,如"鍾馗吃鬼也尋常,不借先生一筆忙",將鍾馗畫的文人墨戲傳統推向了新的境界。

李可染(1907—1989)的鍾馗畫則融合了山水畫的積墨技法,以濃重厚實的墨色塑造鍾馗的形象,呈現出一種沉雄渾厚的氣象。他筆下的鍾馗往往置身於濃重的夜色之中,僅有面部和手中的寶劍被光線照亮,形成強烈的明暗對比,既增強了戲劇性,又賦予了畫面一种近乎宗教的神聖感。

六、鍾馗畫的藝術史意義

從吳道子到徐悲鴻,鍾馗畫走過了一千三百餘年的歷程。在這漫長的圖像傳承中,鍾馗畫經歷了幾個重要的功能轉變:

唐宋時期,鍾馗畫以宗教功能為主,是驅邪鎮宅的實用圖像。吳道子奉旨畫鍾馗、皇帝歲末賜鍾馗畫像,都是將鍾馗畫視為一種"法器"而非純粹的藝術品。

宋元之際,鍾馗畫開始承載文人的個人情感。龔開以鍾馗寄託遺民之恨,將鍾馗從公共的神靈符號轉化為私人情感的投射對象。這一轉變為鍾馗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藝術深度。

明清時期,鍾馗畫走向世俗化和市場化。陳洪綬的變形風格、任伯年的雅俗共賞,都反映了鍾馗畫在文人審美與市民趣味之間的不斷調適。

近現代,徐悲鴻的寫實主義、齊白石的大寫意、李可染的積墨山水,代表了鍾馗畫在二十世紀的多元探索。鍾馗畫不僅僅是人物畫的子類,而成為了檢驗畫家功力、表達時代精神的綜合載體。

鍾馗畫的千年傳承之所以經久不衰,根本原因在於鍾馗形象的內在張力——醜與美的統一、鬼與神的疊合、個人悲劇與公共信仰的交織。每一個時代的畫家,都能在鍾馗身上找到屬於自己的情感共鳴。正如蘇軾評價吳道子所言:"出新意於法度之中,寄好理於豪放之外"——這既是畫聖的功力所在,也是鍾馗畫千年不衰的秘密。


千年來,無數畫家在鍾馗那張醜陋而威嚴的面孔上,畫出了自己的悲憤與理想。鍾馗因貌醜而被拒於體制之外,卻在藝術的世界裡獲得了最公正的對待——每一個握筆的人,都以自己的方式為他正了名。畫上的鍾馗,也許才是真正的人間正義。

參考資料:

  1. 沈括《夢溪筆談·補筆談·卷三·雜志》
  2. 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
  3. 張庚《國朝畫徵錄》
  4. 阮元《廣陵詩事·卷七》
  5. 敦煌遺書《除夕鍾馗驅儺文》
  6. 鄭尊仁《鍾馗研究》,秀威資訊,2004
  7. 王伯敏《中國繪畫史》,人民美術出版社,1982